“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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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小平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和组织了广西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 邓小平实事求是大体上是抵制党内“左”倾斜思想的干涉，反复独立自主，在大革命失败后团结国民党左派进行武装起义，创造了与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成功例子。 在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困难时期，他以自身的经验进行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完善和生动的实践。

[关键词]邓小平； 百色起义； 龙州起义； 土地革命； 实事求是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识别码]a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是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举行的两次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 邓小平是这两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和组织者。 这两次起义的成功是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生动实践。

一、抵制党内“左”的思想倾向干扰，有效地进行国民党广西上层统一战线事业和国民党旧军队的改造事业

1929年春，以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中失败，俞作柏、李明瑞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是主政广西。 为了等待违抗蒋的机会，俞、李要求中共方面给予支持，派遣中共干部到广西工作。 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利用蒋介石和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展开工农武装暴动的出发点和切入点，派遣部分干部到广西，在冀作柏、李明瑞的政府和部队中从事，为建立和迅速发展广西党组织，掌握武装力量做准备。

邓小平1927年从莫斯科回国后，在国民军联军冯玉祥部工作，积累了统战工作和武装工作的经验。 由于广西职工的特殊性和重要性，1929年8月底，中共中央决定选举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全面领导广西党组织职工。

在去广西的路上，邓小平在香港听取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军事委员会书记聂荣臻关于广西情况的介绍，对广西地区党组织的情况和广西的政治形势有了初步的了解。 到达广西后，他分析了俞作柏、李明瑞主桂前后的政治态度和广西复杂的阶级关系变化情况，对俞作柏、李明瑞采取团结、教育、获取的方针，帮助他们整顿和训练部队，共同筹措蒋反新桂系军阀的大计。 而且，党的独立自主大体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兵运工作和革命力量的机会。

1929年9月10日至14日，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广西特委会在南宁市郊区津头村召开了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 会议明确了广西党组织今后以职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总路线，即公开职工与秘密职工的关联。 加快与群众的斗争。 南宁、梧州、柳州三个主要商业区城市和政治中心城市建立最重要的事业中心地区红色工会组织，扩大红色农会组织，加强党在农村的无产阶级领导作用建立党的推进激励和培训工作建立职工运动指导农民的日常斗争， 从斗争中转化为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扩大农民武装组织，加强推进游击战争的战士运动等。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干部来到广西后，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大革命失败两年多后，广西出现了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的局面。 首先，俞作柏同意解散广西国民党原各级党部，逮捕国民党“清党委员”，沉重打击蒋介石和新桂系在广西的势力。 其次，由于俞作豫的关系，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派往广西就业的干部在俞作柏、李明瑞的军政部门担任要职。 第三，让俞作柏、李明瑞创立国共合作的广西执教总队，共产党员徐开先、张云逸分别担任正、副总队长。 第四，中国共产党帮助李明瑞改造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支持工会恢复，成立了农会，武装了江地区的农民自卫军，改造了一点地方政权。 他们授予共产党员韦伯群领导人东兰农民革命武装军“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发放300多支枪表示支持。 中国共产党组织可以在广西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活动。 俞作柏还任命了一批农民运动领导人为右江地区稍县县长，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促进了整个右江地区农民革命运动的快速发展。

随后，邓小平回顾说:“我们到达南宁后，曾与俞作柏见过几次面，观察到按照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统战工作，将中央派往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 “党派干部在俞成立的新部队中(旧部队难以进入)，即被保安第四大队、第五大队(相当于团)、教导团三个单位录用”邓小平1968年6月写的《我的自述》。

经过邓小平等人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广西党组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截至10月，广西全省有健全县委和特别支部9个，恢复和健全县委5个。 全省已有共产党员420人，团员130人。 韦超群领导的东兰和凤山县农民自卫军已经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 在都县设立了农军总司令部，1000多人，有枪。 那马、龙茗、思林等县农军相继起义。 广西局势的迅速变化，引起了反革命势力的恐慌。 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添翼，共祸开始，桂省成为共产党西南根据地”《李总司令最近的演讲集》，1936年3月。

但是，此时身处上海的中共中央由于缺乏对广西情况的实际了解和党内“左”倾斜思想的影响，错误评价了广西的有利形势，特别是冀作柏、李明瑞的进步趋势，对邓小平领导下的广西党组织工作人员提出了批评。 10月8日，中共中央在广东省委给广西特别委员会的指示书中表示:“目前两广尤其是广西就业形势方面，一党群众基础还不广泛，但另一方广西党部对广西军阀政府的设施抱有一些幻想。 ”。 “不管现在广西军阀用嘴说得多漂亮，怎么向大众表达，只要大众的革命斗争在一起，反军阀战争的斗争就在一起，凶恶军阀的真实面目就会暴露出来。 ”。 书信还表示，“党的领导机关中已经潜伏着机会主义的危险根苗”，值得“最深刻的观察”。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广西特委会的信》，1929年10月8日。 强调了反改良主义的斗争是当前两广局势中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必须严防党内右倾的迅速发展和领导机关机会主义的产生。

面对党中央的批评，邓小平等多次从广西的现实情况考虑问题，始终认为俞作柏、李明瑞是国民党军人，但应该利用他们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支持他们一切进步的行动。 党和他们之间有利于革命的关系必须多次迅速发展。 正因为邓小平等人没有盲从当时党中央的错误评价和批评，广西的员工受到的影响不大，继续向有利的方向快速发展。

二、将南宁兵变部队拉到左右江，建立农村根据地

1929年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错误推断局势，决定联合国民党军阀张发奎出兵广东，公开反蒋。 对于俞、李这一行为，邓小平认为俞作柏、李明瑞主桂即将立足不稳，其军队多为李宗仁、黄绍、白崇禧的老部，成分多、杂，蒋逆而急，必将失败。 现在，一方面要向俞作柏、李明瑞陈述利弊，说服国民党改组派不要草率出兵。 另一方面，必须做出失真的决定。 俞作柏、李明瑞不听的话，必须拖出部队，但不能到敌人拥有重兵的梧州、桂平一带，在群众基础好、蒋、桂力量难以控制的左右江地区，与农军结合，准备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广西特委会召开专门会议，部署左右江地区职工，进一步加强党对左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迅速发展左右江地区党组织和农民运动。

9月27日，俞作柏、李明瑞致电反蒋，命令攻击广东陈济棠部队。 此时，邓小平立即进行部署，在虞仲柏、李明瑞军队失败后，立即进行兵变，将控制的部队拉出南宁。 10月13日晚，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在南宁进行兵变。

邓小平决定在南宁闹事，然后将部队拉到左右江地区，与农军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 这是党的兵运业务战略在广西成功的实践。

早在1928年5月，邓小平参加留守中央工作人员时，中共中央就下达了一系列关于兵运工作人员的指示。 《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事业大纲》中指出，士兵运动过程中一定要“有意识地走上与工农汇合的总暴动之路”，特别是有夺取政权意义的士兵暴动“要与工农联合，最好是工农兵的总暴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229页。 7月10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58号——兵运战略》中也强调了兵运事业的重要性。 “当前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不仅要观察城市事业与乡村斗争的合作适应，而且要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的合作适应迅速发展，工农兵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推动革命运动的更迅速发展和扩大。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495页。

邓小平精通党的兵运战略。 他到了广西以后，积极开展了俞作柏、李明瑞等国民党左派的统战工作，并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兵运事业策略。 俞作柏、李明瑞没有劝告反蒋失败后，他又吸取了过去党领导人的一点起义，将兵变斗争和工农斗争结合起来，导致失败，决定兵变后的部队走向农村，与农民革命运动结合，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说:“到达南宁后，我们决定短期内将我们已经从事的部队发动游击战争。 百色后，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呼吁工农兵组织政府。 ”。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南宁行动，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没有准备好，群众也没有发生。 《广西红军关于事业布局的讨论》( 1930年1月)、《左右江革革命根据地》(上)，中国共产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180页。 “广西右江地区是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伯同志这样优秀、有威信的农民群众领导人。 东兰、凤山地区是韦超群同志长期从事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 ”。 邓小平1968年6月写的《我的自述》。 与毛泽东领导人湘赞边界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的成功经验相通。

三、决定推迟百色起义时间，确保起义成功

10月30日，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会: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广西前敌委员会，统一江地区党和军事指挥，前委员会归省委指挥。 特委会要与前委员会建立常见的交通关系，向他们提供与广西政治军事及群众斗争的资料。 邓小平担任前委员会书记。

11月5日，邓小平派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职工龚饮冰悄然回归百色，并传达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与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指示。 中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前敌委员会，统一统一党和军队指挥，同意邓小平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中央还发放了红七军的号码，要求龚饮冰返回广西后10天内举行武装起义。

邓小平立即主持了前委员会会议，传达了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展开了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 他提出，从右江地区的现实情况考虑，中央要求10天内起义，比较仓促。 首先应该做好动员群众的工作，改造旧军队，迅速发展党的组织，破坏旧政权。 鉴于准备工作还不充分，邓小平和前委员会的研究决定推迟到了12月11日广州起义2周年纪念日。

起义日期明确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起义准备工作。

一是对起义的推进事业和组织动员事业，特别是部队进行起义的教育。 报纸上公布了“拥护苏联”“反对军阀混战”“支持红军”“反对国民党”等口号，“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苏联”“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打倒红军”“红军”等小册子 然后，在党内召开了训练部，统一党员的思想，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为了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他还宣布取消20、30种捐赠税。

二是加紧起义的军事准备工作。 为了保证起义后部队的干部补充，招募了大批革命青年成立了新的领导队伍，进行了军事、政治训练。 在军事训练中，首先由军事教官讲授战术战略、游击战，讲授朱毛红军的游击战略“十六字战术”等军事基础知识，讲解射击要领，进行实弹射击。 为了防止分散引起的变故，将部队集中在百色、平马一带。

百色起义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也在积极计划中。 此时，中共中央打电话给邓小平，命令他向上海报告员工。 邓小平在百色安置事业后，率领佘惠、袁任远等党员干部到龙州，安排了龙州起义的准备事业。 之后，打算从龙州绕道越南、香港去上海。

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2周年纪念日。 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等3000多人从四面八方赶到百色镇东门广场，参加了中共广西前委员会在这里召开的群众大会。 千名官兵在红七军军旗下举行庄严宣誓仪式，中国红军第七军宣告成立。 当天，在恩隆县平马町经正书院召开了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 百色、恩阳、奉议、思林、果德、那马、隆安、向都、镇结、东兰、凤山等11个县和百色、那坡、田州、平马、果化5个町的农会代表、工会代表、红军代表共计80多人参加，在会上选举，右江苏维埃政府

四、积极努力推动李明瑞参加革命，坚决主张吸收李明瑞加入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认为来到广西以后，通过开展对李明瑞的统战工作，可以争取李明瑞参加革命。 1929年11月下旬，邓小平在去龙州的路上遇见了李明瑞。 为了更加团结，让李明瑞参加革命，邓小平和他彻夜长谈，向他推进革命思想，指出军阀混战的危害。 邓小平还介绍了李明瑞浏览《共产党宣言》等出版物。 在邓小平的影响下，李明瑞参加了革命，并表示马上要回龙州准备起义。

龙州、邓小平还向李明瑞介绍全国革命形势，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建立红七军、红八军全面规划，请李明瑞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这更加坚定了李明瑞参加革命的决心。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李明瑞、俞作豫、何世昌等正在起义前加紧改造旧部队和建设地方政权。 李明瑞表现得很积极。 他戴着瓜皮和红帽子，穿着粗布便服，亲自给官兵讲课，制造起义思想开始工作。 他说:革命，这是我唯一能走的路，我们准备起义，和共产党一起走。

1930年1月，邓小平在回上海的途中到达香港。 因此，他参加了在中央军事委员会南方办事处举办的针对广西红军工作人员配置的讨论会。 讨论中，一些身体对广西群众工作人员、士兵工作人员、地方党组织工作人员和李明瑞的态度以及今后的快速发展方向等，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邓小平十分了解广西政治力量的发展状况和李明瑞的状况和政治态度，认为李明瑞等不仅是可靠的合作对象，还可以争取加入党的队伍的同志。 这次会议后，他正式建议中央政府吸收李明瑞为中国共产党员。

1930年2月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后，代表红七军前委员会决定吸收李明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个决定是在邓小平多次向中央提出未果的情况下，施加各方面的压力作出的。 邓小平在对李明瑞的问题上，展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和远见。 之后的事实表明邓小平是正确的，李明瑞成为了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五、龙州起义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创造了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的新经验。

1930年2月初，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 龙州起义已经举行了。 那时，刚成立的红八军和左江地区的事业中，存在着多个亟待应对的问题。 刚刚建立的左江革命政权还很不稳定，左江革命委员会刚刚成立，没能开展实际的事业。 留守龙州的又是极其不可靠的刚刚整编的武装。 红八军自身的基础还掌握在旧军官手里。

邓小平一到龙州，就会听离开龙州的红八军参谋长一平的业务报告。 在认真解体红八军和左江地区的情况后，邓小平首先主持了中共左江特委会和红八军军事委员会的联席会议。 他在会上和红八军谈了左江地区的工作人员，左江各方面的工作人员，如党、革命委员会、红军、工会、农会等，没有斗争路线，没有抓住中心工作人员，特别是革命委员会无法接近群众。 涂农:参见《红军第七军报告(至苏代会)》，1930年5月。 其次，他还主持了几次会议，讨论职工运动、农村斗争、党的组织快速发展、反帝斗争、肃反斗争、土地革命和红军扩大等各方面的工作任务。 他强调攻击南宁是错误的。 从主观客观条件推测，攻击南宁一定会失败。 特别是红八军本身更危险，如果攻击南宁战败，全军覆灭都有可能。 邓小平:见《七军就业报告》( 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他建议，左右江应立即汇合，集中力量向湘、粤边境迅速发展，与红四军汇合，扩大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红八军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撤回龙州后，2月9日，邓小平在龙州召开了包括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在内的干部会议。 会议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红八军军事委员会改组为红八军临时前委员会，邓小平担任书记。 然后改组了中共左江特委会，涂镜吾(即涂振农——作者注)就任特委书记。 此时，邓小平已经考虑在红八军与红七军汇合后停止建设，将部队重组为红七军。

会、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提出:“一、以龙州为中心发动左江土地革命，另一方面将所有同志分配给下层群众进行实际工作，反对机关的工作方法。 另一方面，龙州附近的几个县派出队伍发动游击队，发动土地革命，建立苏联、农会等政权和群众组织。 二、八军的总方向是与七军汇合并向外快速发展，应该多途径与七军联系，八军的快速发展方向应该向右江推进。 三、加剧八军自身改造，肃清老军官，分配同志第一工作四、地方组织反动武装、农民武装、工人农民赤卫队，扩大红军基础。 ”。 邓小平:《七军就业报告》( 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第1-2页。

邓小平还从龙州的现实情况出发，指导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左江地区与越南接壤，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 1885年，龙州被定为通商口岸，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西南出口商品的商埠。 1889年，法国在龙州设立领事馆。 龙州起义的爆发，引起了盘踞在龙州的法帝国主义的巨大恐慌。 法帝国主义尽快干涉新生的红色政权。 他们封锁了镇南关，由法国驻龙州领事向广西省政府查询，提出“请越南政府派遣指定的武装卫队进行护送”。 对比这个不合理的照会，2月12日，龙州《工农兵》报告发表《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向全国民众报告不合理的照会》，“我们中国革命民众发表了以下声明: 1、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要求解放运动， ，中国广西左江民众为了彻底消除痛苦和无压迫，有必要实行自卫！ 同时必须坚决实行革命外交。 (1)海关回收(2)没收法人基督教会(3)取消过境护照费(4)回收领事馆，将领事驱逐出境(5)没收法在龙(州)资本公司。 ……”“左右江革革命根据地”(上)，第206—207页。

2月19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召开了数万人参加了谴责帝国主义犯罪的大会。 大会以左江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用英、法语发出反帝通电。 会议结束后将举行示威。 成千上万的人撞击法国领事馆，包围教堂，烧毁海关大楼，群众勃然大怒。 红八军派出一系列士兵将法国驻龙州领事馆领事夫妇、武官及法国神父带到镇南关，驱逐出境。 当天，他逮捕了躲藏在法国领事馆和海关大楼的大官僚豪绅，枪毙了人民愤怒极大的龙州商会会长谢秋、龙州“清党”委员会领袖顾文俊等。

2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刊登了《广西红军占领龙州的意义》，红八军在龙州的反帝爱国运动受到高度赞扬。 3月22日，《红旗》发表社论《红色龙州》，称:“在几天内的政权中，他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几十年做不到、做不到的事——不，真的不想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国主义政纲，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有着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第251页。 4月20日，中共中央致函红七军前委员会，对邓小平领导的工作给予肯定。 “小平先生到达后，你们确实执行了相当多的中央指示，做了很多工作。 引起广泛的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龙州转折，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领事，没收法帝国主义财产等等，这些确实是正确的策略，伟大的工作。 ”。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第258页。

六、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领导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举办了党员干部培训班，在党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土地革命，建立和建设了革命根据地，积累了难得的经验。

1930年4月，邓小平来到东兰，与韦超群、雷经天、陈洪涛等一起，领导东兰、凤山地区军民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

邓小平经常进入农民家中调查农村土地状况，了解广大农民对土地革命的具体要求。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在东里屯试制了共耕社，进行了土地革命的试验。 根据试点经验，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 《土地法暂行条例》确定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大致情况、分配土地、耕牛、农具的做法、快速发展农业、商业的措施等，后来成为右江地区各县开展土地革命的标准。 到了5月，东兰、凤山的许多农村进行了土地革命。 邓小平还从右江地区的现实情况出发，提出了平分、共同耕种、没收豪绅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三种土地改革方法，并在各乡苏维埃大会上组织群众讨论决策选择。 邓小平在右江根据地领导制定的《土地法暂行条例》，与毛泽东制定的贫农雇农依赖、中农联合、富农限制、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土地革命路线的精神基本一致。

为了加强党对土地革命运动的领导，提高干部领导水平，邓小平在武篆先生旧州屯举办了党员干部培训班。 学生有韦超群等红七军第三纵队领导干部，雷经天等右江苏维埃政府领导干部和职工，东兰、凤山县委和部分乡区党员干部，共计100多人。 每隔三天邓小平亲自上培训班，首要谈论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和苏联政府的建设问题。 他还向党员干部们介绍了在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时了解到的红四军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 邓小平后来还说，他在右江地区领导土地革命的方法，是他在上海向党中央报告工作时，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报告和红四军来上海的同志向中央所作的口头报告中汲取的经验。 参见邓小平1968年6月写的《我的自述》。

从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到率领红七军转战千里，邓小平在广西战斗，从事了一年半。 他是第一次独自领导一个地区的全面事业，很多事业都很有独创性。 他在党中央指导思想不断出现“左”倾错误的情况下，多次独立自主，从实际出发，创造了大革命失败后团结国民党左派进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成功事例。 在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时期，直到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上的生动实践，在武装斗争、军队建设和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经历了难得的深刻认识和经验 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和事业的迅速发展确实非常重要。

〔党的文献作者刘金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