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预防腐败局原副局长：有打字员受贿400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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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海容资料图

年2月，国家反腐局原专职副局长崔海容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30年后卸任。 这位担任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办公室主任的反腐干将，不仅调查了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点案、首都机场原理事长兼社长李培英案、三鹿毒奶粉案等大案的重要案件，也是作家和编剧，“无罪判决”、“项目组长”、“高干病房”

现在有很多禁止性的规定。 过去30多年，110多个法律法规和政策涉及防止利益冲突的副本，中央和国家机关也有200多个防止利益冲突的规范性文件，但缺乏刚性惩罚和执行力，需要从国家层面实施立法，实现其法治尊严。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反腐局原副局长崔海容

南都信记者吴斌2月表示，国家反腐局原专职副局长崔海容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30多年后辞职。 这位担任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办公室主任的反腐干将，不仅调查了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点案、首都机场原理事长兼社长李培英案、三鹿毒奶粉案等大案的重要案件，也是作家和编剧，“无罪判决”、“项目组长”、“高干病房”

今年的全国两会，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崔海容继续为制度腐败献言。 上任的2009年，本报以“在中纪委调查贪官，在电视剧中展开沉浮”为题写了专题报道。 时隔6年，这位反腐老将接受了南都的采访，讨论了他对反腐和反腐的想法。

谈反腐败

诚信体系建设有助于防止腐败

南都:行政批准的不透明性，是否留下了很多腐败空的空间？

崔海容:关于推进政务公开一事，去年两会期间，我接受了本网的采访，已经说过了。 行政许可审查，前几天像房地产项目一样，从征收到房子的建设，必须盖近100个章，各章覆盖的过程中可能会留下租赁的空之间。

有最典型的例子。 南方某省会城市土地房地产部门的打字员收到了400余万元。 她既不是官员也不是官员，批准签名也不轮到她，为什么受贿这么多？ 因为，在她那里打印文件的人太多了，要排队等。 房地产老板不花钱，提前一天通过考核，提前一天收回钱。 打字员有谁先谁后打印的选择权。

除了推进政务会的公开之外，推进立法和修法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

南都:你在那些方面推行过立法和修法吗？

崔海容:比如，关于二代身份证的修法，必须放生物新闻。 我们在办案中，有人持有多张身份证，多张护照。 举个例子，那个主犯进行了十几次出境澳门赌博，损失了公款3300余万元，出入境记录上毫无痕迹，但是澳门赌场却调出了那个豪赌的视频录音，这很奇怪吗？ 在证据面前，本人坦白的是在东北办的假名身份证。

从反腐败和社会管理的角度出发，认为身份证实现不可伪造性，是最基础、最根本的工程。 例如，财产申报从提交到搜索实施花了20多年。 从具体例子来看，一名官员有多所房子，名下只登记了一套，其余都是以假身份登记的。 例如银行存款等。 十余年前有一起案件，相关人员拒绝说明贪污受贿，除铁证外不承认其他罪行。 后来在他家发现了几百万元的巨款，他才承认了不明财产的来源。 可人出来后，马上串联了其所有亲戚，说不明财产是向亲戚们借的，列举了20个好朋友。 由此可见，掠夺国家资源、获取民众财富、挑战法律基础的人，虽然不是诚信范畴的制约对象，但作为个人、单位、国家、社会都不可信。 事实表明，建立个人行为记录和责任担当，建立独立行为意识到生命终结的信用代码制度，是现代社会管理付出沉重代价后，经验教训的选择。 是最基础的建设，在反腐方面，是兜底和拦网的工程。

二代身份证实施后，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率先采用，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信用基础号码加入。 工商总局将公司黑名单与二代身份证号码挂钩等。 目前，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工程正在实施完善，推进各部门新闻收集，推进部分新闻共享建设，解读新闻孤岛现实。 因此，工商部门实施的黑名单，只要是实现新闻共享，勾结虚假标的公司，都没有机会到处竞标。 惩戒相关制度和法规已于年底跟进实施。 首先从规则行政条例等开始，时机成熟后通过最上层的立法确立。 一个国家的强大和进步，制度文明的渐进是不可缺少的。

谈警告教育

警告教育是有用的，但还是要依靠制度

南都:你就任反腐局副局长时，曾推行过“预警教育”。 现在中央纪委对预警教育事业也很重视，预警教育对反腐败真的有效果吗？

崔海容:有一个古代官员自上而下都说他是清官的故事。 后来，因为他哥哥触犯了法律，他给哥哥戴上手铐，放回原籍。 故事的结局和大家的想象正相反，被枷锁缠住的都是钱。 这个故事在电视剧《天下粮仓》中也有展示。 人的占有欲是其天性，生发是自然的，所以古人总结，人不是为了自己，天诛地灭。 但是作为社会人，其个人教养和修炼千差万别，层次和层次也相当清晰，这是后天教化的作用。 所以古人又得出结论，小人受益，君子得义。 警告教育的效果也体现在这里。 但是，要真正形成力量，不沾染非义之财，由密织法规定义，除了严格的道德约束，没有个人崇高的心性追求，不太容易实现。 能成仁的也是凤毛麟角，大多属于文臣大儒。 就像唐太宗时的魏征一样，忽必烈时的忽必烈不是树，死的时候也不能葬礼。

现在，警告教育经常在事件中说明纪律，最终被聚集到法律制度的威慑力量上，被历代人警告要遵守纪律。 有些人文素养的追求已经很高了，就像吐丝的蚕一样，很透明，警告教育也在其次。

南都:你对下一个反腐败制度的建设有什么看法？

崔海容:四中全会的主题提出通过依法治国，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强调“立法先行”和“立改废释”。 习总书记一再重申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牢笼里，前几天也在主要省管干部会上向领导干部树立了依法用法的典范，要求他们掌握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 十八届领导集体非常冷静，国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线索不是法治。 按照中央的要求一步一个脚印地执行是其主要工作。

其次，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必须加强层级监管，确定权力界限和责任担当，实施解释责任和责任追究。 你要成为这个官员，就必须尽这个职，承担这个责任。 划分公权和私权的界限，明确拒绝相关当权者利用你手中的公权谋私利的行为。

再次，新时期中央纪委推进监督全覆盖机制，坚决打击腐败，推进不腐败、不腐败、不腐败的战术目标。 严格区分监督责任和监管责任，界限分明，各职有其能力。

总之，一是依赖制度建设；二是以文化为支撑的德性进行修理。

谈制度腐败

防止利益冲突的刚性惩罚和执行力还不够

南都: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制度反腐时机已经成熟吗？

崔海容: 2000年秋天，我去香港学习。 廉政公署的两名员工给我们解决了问题。 他们对腐败的防治充满信心，说是利益冲突的时候。 如果我是某大学的校长，我会假设弟弟去我负责的学校当老师，发生了我拥有的公益权和私权之间的利益冲突，我来提问。 但是，如果我的同学在另一所大学担任校长，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我让弟弟进了他的大学，同学妹妹进了我的大学当老师。 同样的问题，廉政公署是怎么治疗的？

两位年轻人稍加思考，告诉我们香港除了利益冲突法规外，还有官员诚信的处罚体制。 如果利用公权力实施利益交换，回避法律责任，那么你就是不诚实的人，不诚实的人就需要卷铺盖走人。 而且民间或公益性的实体不会使用你。 因为你的诚实有问题。 我们现在有基础的两者建设，都需要加强。

南都:制定好处冲突法，这个提案已经提出多年了，为什么还这么重复？

崔海容:现在谈到两只白手套，公务员利用亲属或海外关系，通过股权投资、资产转让以及证券资本市场等把赃物洗干净。 周永康等腐败案件具有这种公私权力冲突的优势。 这证明了我们在反腐法规建设中存在跟进不足、供给不足的缺陷。 例如“职务影响大的犯罪”，影响大的是什么？ 在上述例子中，他们用电话写笔记吗？

公务员，你的配偶，孩子能做什么？ 什么也做不了吗？ 这些都涉及好处冲突。 立法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在逃避任职、申报财产、解决资产、限制离职后行为、配偶子女工作等方面的权力笼子，在公权和私权之间设立防火墙。

现在有很多禁止性的规定。 过去30多年，110多个法律法规和政策涉及防止利益冲突的副本，中央和国家机关也有200多个防止利益冲突的规范性文件，但缺乏刚性惩罚和执行力，需要从国家层面实施立法，实现其法治尊严。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