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长征（19）：为什么说遵义会议具有转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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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9月26日新闻(记者娄思佳杨茹)遵义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伟大而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在危急时刻，拯救了党，拯救了红军，拯救了中国革命。 那么遵义会议是如何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的呢？ 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马卫防解读。

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初期的失利，迅速发展了红军广大指挥官对左倾军事错误的不满和质疑，特别是湘江战役之后，曾经支持“左”倾军事错误的党和红军高层领导人，重新认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力主实施战术转变，向西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积极行动，这一建议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但博古、李德仍预定的红二、红六军团。 那么，“红军到底是走向哪里的呢？ ”这个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毛泽东的主张，改变红军的前进方向，在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建立了新苏区。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猴场举行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 随后，红军渡过乌江天险，1月7日占领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博古首先做了主要报告，片面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对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正确的认识。 周恩来继续撰写副报告，失败的首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人的战术战略错误，主动负责进行自我批评，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 张闻天在会议前根据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错误的报告，为全体会议奠定了基调。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术战略问题和红军目前应该采取的军事方针。 王祥也在发言中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许多与会者的发言，都不同意博古的主要报告，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会议作出四项决定:一是选举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 三是调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 四是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进行分工调整，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承担总责任，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担任军事指挥。 3月4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担任司令，毛泽东担任政委。 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又称“新三人团”)，全面负责军事指挥。

最终会议做出了四个决定:一是选举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因此，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拥有决定权，开始确立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二、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从正反两方面总结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确定毛泽东等领导红军的长时间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大体上是博古、李德对军事指导上的错误负首要责任 三是调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 遵义会议后，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3人军事指挥小组，全面负责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斜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四年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指导地位。 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革命和革命重大战争的重要问题。 所以，拯救了党，拯救了红军，拯救了中国革命。

(中央台娄思佳，总公司杨茹)